第三是在实践层面指宪政运动、宪法实施和违宪审查机制等。

Petersmann， E. U.， Thesen zur Wirtschaftsverfassung der EG， EuZW 1993，593 ff.转引自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而原有条款的体系不清和保障不足，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规范的效能发挥。

但如上文所述，宪法司法化的现实困难却使规范发展的进一步拓展遭遇挫折，此时究竟是应当继续坚守规范宪法的立场，还是转而投入政治法学寻求政治突破，同样成为当今中国宪法学者应当直面的趋向选择。尽管战后的德国《基本法》抛弃了魏玛宪法的上述架构，对社会各领域都维持中立，并将政策纲领的选择交由宪法规定的部门通过民主多数决的方式作出，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理论的提出，仍旧使宪法成功地跨越根本法和一般法的秩序藩篱，并将其作用辐射至一般法秩序领域。[34]同注[33]引文，第18页。尽管这些机制发挥的效用各有不同，在各国宪法实现过程中的功能比重也互有差异，但它们的存在已经为我们突破上述困局提供参考。尽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之前发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使规范宪法学者尝试经由法院解释宪法来完善甚至续造宪法的努力一度受挫，但规范法学者在此之后却并未停止通过宪法释义学的方法，来分析和阐释具体个案，并以这些个案讨论为基础，逐步地累积我国宪法释义学的成果。

受到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5]也正因如此，政治宪法更关注议会主权，更关注政制的权力结构，认为只有对这些权力结构的透视才能够反映宪法的真实图景。在恩格斯看来，要建立由人民掌权的新制度，仅仅签发限权委托书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旧的国家政权真正民主化，改变过去由国家及其国家官吏来处理和维护全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官僚专制传统，并应采取普选制与取消官僚特权的公务员限薪制，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26]。

人民主权的宪政国家也要为维护人民的统治也即国家安全而采取强制性的非常措施，但这种统治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授权与限制以及最高立法机关的监督与审查。没有因为有人说西方法治思想是冲击、动摇党的领导而畏首畏尾，相反，1997年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不断去斯大林化，始终从中国的改革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普世文明，开创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意义的新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现代宪政主义主要指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

如果从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宪政作为活的宪法的涵义去理解，宪政也可以对应于英文词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虽然斯大林体制把领袖专政推到了极致化，但他不得不指出——，提倡党的专政会导致以暴力对付本阶级、对付人民的专政，意味着党对于人民势必以命令和恐吓代替说服的方法[23]，所以必须加以反对。

这样做，既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历史新纪元，也有利于中国学界为世界宪政理论做出新的重要贡献，丰富宪政实践的制度形态。没有因为有人认为以人为本是抽象地谈人本而抽离了人的阶级性就瞻前顾后，而是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进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种宪政概念显然涵盖了古典宪政主义、现代宪政主义和当代宪政主义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政内涵。在韩大元主编的《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一书中，褚宸舸考证指出，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最初始于日语翻译英文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时所借用，意指立宪政体[3]。

更不能主观认定车就是特指汽车甚至是美国的福特牌汽车。宪政绝不等同于西方宪政或资本主义宪政。如果要否定宪政这个词，必须说明意图否定的这个宪政概念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到底是哪一个还是哪一些或者是全部？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就会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逻辑混乱。普遍自由主义则从具体的社会化的个人存在也即现实的个人出发，主张超越消极自由而培育积极自由，鼓励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去实现普遍自由和普遍觉醒，也即推动每个人的自由解放，致力于促进公意共同善共同体价值和公共利益，追求普遍自由最大化也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实证考察角度来看，专政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人民的范畴以及专政的对象在不同时期都不一样，是由政治权力（事实上是革命党的最高领袖或最高决策机构）根据具体的政治斗争形势来确定的。权威宪法学家许崇德进一步认为今人所讲的宪政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1]，并指出宪政是中国固有的概念，晚晴时在介绍西方的立宪制度时采用了这一中国概念去指称。

第二种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运用暴力维持政权的统治职能的专政，如专政机关。这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不必付出的代价。

有良知且明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分左右，不分体制内外，不受挑拨离间，越来越多地开始信任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建制、革故鼎新。毋庸置疑，宪政的核心要素即限政。等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全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的时候，实行人民民主宪政就水到渠成了。从主观上看，革命者认为自己正和敌对势力做殊死斗争，不能自束手脚，而实行专政就能在对敌斗争中提高效能、发挥震慑作用。在今天，宪政不仅关乎共和命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体的唯一选择，是走向社会共和国的必由之路。在其限政这一最一般的内在规定性之下，宪政的具体实践形态及其实现形式丰富多样，从古希腊、古罗马、中国周朝民本宪政以及汉、唐、宋代儒家宪政等类型的古典宪政主义传统到当代宪政主义，宪政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宪政几乎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而成为了一百余年来中国人抹不去的民族记忆，中国复兴梦的核心即宪政中国梦，寄托着历经屈辱与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摆脱历史周期律实现宪政基础上的长治久安的殷切期待。[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1982年以来的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实践成就。个人自由主义从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存在出发，主张不受干涉的个人自由也即消极自由，维护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私权利，从而以捍卫自由权利的形式保守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的资本等级秩序，追求少数人的自由最大化。

第二是制度层面指立宪政体，对应的英文词汇即Constitutional polity或Constitutional regime，同时也会使用宪政制度（Constitutional System）、立宪政府（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宪政国家（Constitutional state）等词语。即便有人还要坚持以宪政是资本主义专利的理由，企图抹去宪政这个词的民族记忆，那么我就要请这些人想清楚后认真回答：你们能够让相信存在古典宪政主义等不同宪政学说的人们放弃立场吗？你们能够让研究宪政经济学社会宪政之类的人们也放弃这些学科的研究吗？如果他们不放弃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能够发起一场新思想改造运动，让知识分子乃至国人都坚信宪政是资本主义专利吗？你们有能力在中国语境中彻底消灭宪政这个词吗？即便你们能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成本在中国大陆做到这些，那么你们能够在港澳台等华人社会、在人类社会、在未来历史中彻底消灭宪政这个词吗？如果不能，那么这种思想改造与思想控制能够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区域维持多少年？需要为此耗费多少执政资源？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执政党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地非要和一个抽象的词过不去吗？有必要为这么一个词而背上洗刷不清的历史包袱吗？如果不能遵循学术逻辑客观冷静地解决好宪政争论问题，那么反宪派所激化的宪政争论就有可能把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学界拖入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中，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我们国家直到2011年3月才正式宣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宪法性法律需要在新改革时期完成，譬如保障人民主权与执政党执政地位、规限党权边界的《政党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规限言论自由边界的《新闻法》等。根据我的观察，当前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宪政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不姓社的提法（尽管在争论语境和政治压力下，很多人并未公开表达真实想法，但他们对宪政的基本认知正面而坚定，很难改变，这一点从愿意跟风敢署真名反宪政者的屈指可数这一冷场现象即可洞悉明察），认为宪政建设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移植照搬他国制度模式，而只能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他国经验，开创适宜于现阶段条件、满足本国人民要求、适应现有制度完善的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宪政建设新路，——这基本上就是当下的主流民意。相对于个人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人类自由主义或普遍自由主义。这种偏见要么极其荒谬和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普遍自由主义是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超越，以实现普遍自由与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而不是简单否定。我们宪社学派提出的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的改革方案，主张经执政党党代会竞争性提名、人代会竞选决定的两票制民主程序产生政府领导人，落实治权为民所赋，就是一个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具体思路。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在何勤华、张海斌主编的《西方宪法史》中，和宪政对应的英文分别是三个词：Constitutional System、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并认为宪政起源于近东国家的早期宪政实践，如古巴比伦的法律理念、限权思想、公民权及代议制萌芽，而此后的希伯来法的宪政因素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述，特别是其限权思想和契约精神[9]。

今天我们所说的宪政概念在19世纪尚未广泛流行，当时所谓的宪政派实即君主立宪派，而主张立宪共和国的一般则被称为共和派。在马克思论述中，专政首先是指垄断权力的统治阶级的少数人的统治，即便在19世纪实行宪政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由于多数民众并不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其本质仍是世袭权贵与新生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少数人的统治。

如果凡是概念模糊和凡是容易引起左派人士反感的词语都可以成为主观上否弃一个词语的充分理由，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承认和反对一个词语的正确态度和检验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是面对概念模糊问题的消极逃避还是主动抢占宪政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依据左派人士高兴不高兴还是依据中国人民高兴不高兴的人民标准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认可不认可的实践标准去做出历史的抉择？ 若论概念模糊及其争论性问题，宪政和民主自由人权乃至专政等概念莫不如此，围绕这些概念，可以说，有多少种主义和学说就有多少种概念界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2006年修订版）把宪政定义为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其对应的英语是Constitutionalism[8]。[22]《列宁全集》第28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页。可见，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严格限制国家官僚特权并规范权力运行全过程、确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立宪共和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怀疑，这是有人故意在给执政党挖坑，给改革者制造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与麻烦，制造对立面，目的可能是借着炒热宪政争议，转移矛盾、转移视线、分散精力，让主政的改革者陷于意识形态紧张局面，从而削弱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新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抵消打虎灭蝇、整顿党风政风的威力，使改革者无力与既得利益群体及其腐败分子打赢持久战，无法有效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定义宪政的学者，他认为宪政即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包括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并指出：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甄鹏要让当政者在承认红、绿、蓝光学三原色的前提下，继续装瞎不承认白色光，而要把白色光再分解成红、绿、蓝去各自表述，难道还有比这更自欺欺人、荒谬可笑的吗？ 这段时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播出，使人们重温了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历史。吸纳了宪政三要素，却仍然要排斥宪政这个词，实在令人不解。

在马克思那里，规限国家权力、限制国家的自由以保障人民的自由的宪政不是为了防范人民的暴政，而是为了防范国家的暴政与权力的异化。从宪政史角度来看，自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现代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的稳固基础之后，就形成了温和改良的君主宪政派和激进革命的共和宪政派，而社会主义者本身属于共和宪政派的最激进最先锋的力量，比自由民主主义者走得更远更彻底，充满着彻底改造不公正、不民主、不自由的旧社会秩序并最终消灭国家的乌托邦情结。